圈层化特征，要求代际划分考虑更多社会要素
除了XY/Z世代的划分逻辑，以10年为区隔(如表述为80后/90后/00后)的代际划分方式也十分常见。这种划分相对单纯地根据出生年份进行区隔，虽易于理解，却忽略了重大社会事件的连续性影响。
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衍生出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科技的变革丰富了知识的总量和人们的知识获取形式：传播媒介的演进让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便捷。但这些要素同时也放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社会也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直接表现在世代之间的异同上：代内异同和代际异同，呈现出鲜明的层化特征。
比方说，对中国在1978-1982年间的快速变革印象最深的代际，到底是50后、60后，还是70后、80后?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在1978-1982年间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的群体，而这群人跨越了以10年为单位的区隔。诸多研究表明，青年时期是塑造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阶段。而10年为区隔的代际划分逻辑，可能会放大历史事件对尚在孩童阶段群体的影响，而忽略了处于上一代际但被隔断的、尚处于青年成长期的群体，造成对共性的忽视。
比如，1980年前后出生的不少触网人群，对2000年左右的网虫称谓记忆犹新，媒体也一度对这一称呼褒贬不一。但值得注意的是，网虫们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期。许多网虫通过网络，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创新性的增量：他们有独特的商业灵感，知识储备丰富，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其中的不少知名版主楼主后来都成长为优秀的企业家、作家、艺术家，等等。这类与经济和媒介都相关的圈层化特征就与代际结合紧密。
这意味着，代际的划分需要找到不同出生年代人群之间共性的最大公约数，而非直接的时间截断。因此，我们有必要订立可结合更多影响因素的代际划分标准，以适应圈层化的研究需要。
巨量算数&新周刊认为，除了常见代际划分标准中标配的历史事件与信息媒介外，还要将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及成长阶段的经济水平引入，通过四把标尺的综合比对，来产出中国的代际划分标准。
美国心理学家安德鲁富利尼说：青少年的大脑为学习社交和感知情绪、探索新鲜事物、与他人互动和把握机遇做好了准备。但他们会学习什么，完全取决于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学习机会。美国精神病医师埃里克森将这种学习过程概括为同一性，即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则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指出，青春时期的集体记忆将影响其个体的生命历程。
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尤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美国心理学家埃尔德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中提到，青年时期的物质条件，会对成年后的工作生活、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波及研究对象的后代。
上世纪5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较早提出了代际差异理论，认为出生年代与成长背景的不同，导致各代群之间在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等方面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他指出，代是在社会与历史过程中具有共同位置的一群人，这种共同位置使这些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并产生了趋同的思考、体验和行动模式。这被认为是世代研究的先声。
X/Y/Z世代的划分方法提示我们，传播媒介的重大变革必须包含在划分标准的考量中。因为媒介的变化，不仅是信息效率的问题，更是人们的认知方式和交流方式的变革，会深刻影响到人们自我表达的倾向和社会参与，甚至直接改变经济形态。
成长阶段的经济水平变化，特别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位置，也将是本研究的主要参考。
不少已有的代际研究，均采用了信息媒介、社会事件结合成长周期来定位中国的代际，本研究对这种划分逻辑亦高度赞同。
本次研究参考共青团的标准和科学界的相关表述，将成长阶段的最大区间值定为12—30岁，与其他标尺度量综合比对后推及出生年份，以划分代际。
卡尔曼海姆的理论启示我们，出生年代和成长背景所处的历史过程都很重要。但不同国家历史事件不同，因而在划分世代时应以本国国情作为研究的重要标尺。国情的主要内容应包含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包含历史事件、社会事件、国际事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