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疫情前的2019年底，本轮全球经济复苏已经进入10年，显著超过二战以来经济复苏周期7年的平均水平，此前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的担忧持续上升。特别是被奇予很高期望的2017年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昙花一现和持续不断地贸易争端，加剧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担忧。伴随着全球逐步走出疫情的冲击，我们不认为全球经济不会进入一个新周期，而是回归到2019年的疫情前的全球经济轨道。与2019年最大的不同是，我们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比2019年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加剧，逆全球化再加速，债务水平更高，这意味着未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比以前历次危机的破坏性更大，实质性衰退的深度和时间跨度也更大。
二、面对百年变局，重构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和顶层设计
面对百年变局和未来全球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中国需要有前瞻性的应对。国家层面应对危机的政策传导链条更长，任何政策误判可能会导致经济长期陷人困境，错失发展的机遇，这也就是为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寥寥无几。面对百年变局，要统筹安全和发展。在短期内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的基础。在长期内看，没有发展，就没有长期的安全。攻守兼备之道：首先，要防风险，避免下一次危机的冲击，其次要着眼将来，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和投资者面对危机的最大不同是风险偏好，换而言之，政府不应该去押注风险的概率。即便不存在外部压力，中国经济自身存在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中国利用未来2年左右全球窗口期，去风险/推改革。
2.1.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的选择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台阶”的现象，从之前的二位数增长放缓至8%，之后又降至5%，这背后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从直道竞速模式进入了相对艰难的爬坡模式。虽然在2013年首次提出的“三期叠加”概念(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近年来越来越少被提及，但我们认为三期中的“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虽然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在部分上消化了4万亿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但中国目前显然已经不具备再次实施大规模刺激的基础和能力。
类似于全球层面，当下的中国经济也面对3D(人口、债务、逆全球化)挑战。(1)以债务为例，IMF测算中国三部门(政府、企业和家庭)总杠杆率从2008年的130%上升至270%。虽然依然低于发达经济体，但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2)以人口为例，在2009年开始中国15-64岁的劳动人口占比见顶回落之后，目前已经下降将近4个百分点。相对于加速老龄化的挑战，中国总出生率在2017年之后出现断崖式下跌。相对于2.1的可持续出生率和1.5的红色警戒线，目前1.2的总出生率已经处于全球相对极低的位置，甚至低于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严重的日本。(3)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以供应链安全为借口在贸易和科技方面对中国的打压也带来一定挑战。数据显示，中国在美国高科技产品进口中的占比从35%大幅下降至15%左右。
